【李镇西】从苏轼到苏东坡

　　我有一位老乡，姓苏名轼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

　　我老家是四川省仁寿县，曾与眉山县并列受辖于乐山地区(即后来的乐山市);1997年8月，乐山市的眉山、仁寿、彭山、青神、丹棱、洪雅6个县被划出，成立眉山地区;2000年12月，眉山撤地建市，仁寿成了眉山市下属的一个县。仁寿离眉山很近，公路距离34公里。因此，我完全可以说我是眉山人。

　　你说，我和苏东坡难道不是标准的老乡吗?

　　2022年整整一年，我利用边角余料的时间，断断续续读了有关苏东坡的书：《苏东坡全集(十册)》(毛德福等主编 团结出版社2021年1月第一版)《苏东坡集》(文一言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苏东坡传》(林语堂著 宋碧云译 远景出版公司出版)《苏东坡新传(上下)》(李一冰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苏东坡词集》(谭慧注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一版)《东坡志林》(中国古籍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本文的所有素材均出自这些书。

　　尽管年轻时读过一些苏东坡的诗文，但如此集中而全面地读苏东坡，这是第一次。

　　边读边想边写，有了一些感想。我将陆续在镇西茶馆与大家分享。

　　一

　　公元1101年5月，突获大赦的苏东坡在北归途中来到真州(今江苏仪征)。在真州游金山龙游寺，苏东坡看到寺内壁上有李公麟所绘苏轼画像。面对自己的模样，苏东坡凝视良久。他想到自己几十年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感慨万千，遂自题一诗于上——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写下这首诗时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但他好像又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于是用这首诗来概括自己的一生。

　　既然是概括自己一生，那苏东坡为什么不着眼于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呢?而对他的一生来说，这样的“高光时刻”是很多的。

　　二

　　应该说，苏轼的人生开篇就一鸣惊人。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便考取进士。那年他进京参加礼部会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让主考官欧阳修拍案叫绝。欧阳修本想把此卷置于第一，但又疑心此文为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将此卷置于第二。当然，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未必是真。但四年后，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第一名，却是实打实的。苏轼因此被誉为“北宋开国百年第一名”。

　　也许有人会问：“明明是第三等第一名，前面还有第一二等呢!”实际上，制举考试分五等，其中第一、第二等为虚设，从不授人，这样，第三等实际上就为最高等，而苏轼中第三等第一，因此被称为“百年第一”是毫不夸张的。

　　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完苏轼的文章后，对人感慨说：“几十年后你们都只知道苏轼，而不记得我了。”宋仁宗也高兴地对他的皇后说：“我为子孙又觅得两位太平宰相(指的是苏轼和苏辙)。”革新派领袖王安石，也非常钦佩苏轼的才华，感慨道：“不知道再过几百年才能出现像苏轼这样的天才。”

　　凭着卓越的才华，苏轼曾深受皇上重用。在宋哲宗时代，他曾担任翰林学士(负责起草朝廷重要的制诰、赦敕、国书以及宫廷所用文书，还陪皇帝出巡，担任顾问，实际上就是皇帝的大秘和参谋)、侍读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字，备皇帝顾问)、礼部尚书(掌管国家的典章制度、祭礼、学校、科举和外事活动等，礼部相当于现在的中宣部、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等职，真的是春风得意。

　　三

　　即使不那么得意而不得不到基层工作的岁月，他在所任职的地方也留下了不俗的业绩和口碑。

　　比如，他第一次出任杭州通判。“通判”是集行政和监察于一身的中央特派官员，其实权力有限，而他做的事主要是掌管粮运、家田、水利，附带负责诉讼等事项，有人戏称相当于今天的“农业局长”。虽然这次来杭州是因为他得罪了新党而被贬，但苏轼非常尽责。他与杭州当时的知州陈襄共同主持了杭州六井的疏通和修复工作，对西湖和杭州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第二次任职杭州，虽然还是自请外放，却是以知州的身份主政杭州。他整治西湖，组织杭州居民疏浚出大量西湖淤泥，又下令将这些淤泥筑成长堤，成就了西湖的一大美景，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苏堤”。他在杭州还有救灾防疫、筑堤修井、引水灌溉良田等政绩，但整治西湖无疑是他对这座城市的最大贡献。

　　比如，他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做知州的两年，也可圈可点。灭蝗灾、抗干旱、收弃婴、平匪盗……爱民护民，文治武功，苏东坡展示出自己作为一名一方行政长官卓越的治理能力，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戴。在其名篇《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倾城随太守”这五个字向我们呈现了密州百姓对苏轼的热爱。“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千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苏轼气贯长虹的万丈豪情。那首千古传诵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在密州写成。

　　比如，他在徐州任太守时，给徐州留下的政绩也值得大书特书。他带领徐州市民抗击洪水、平反冤狱、拯救饥民……获得了徐州军民极大尊重，后来成为“苏门四大家”的秦观曾写下“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的诗句。现在大家都知道杭州有苏堤，其实在杭州苏堤之前，苏轼就在徐州留下了苏堤。当时黄河决口，洪水肆虐到徐州城外，徐州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当时城中的有钱人争抢时间出城避难，苏轼当机立断：“富有者都出城，民心立刻动摇，我跟谁来守这个城?有我在，决不任水败城!”苏轼穿上雨靴，带上手杖，带领军民修筑城东南的长堤，以阻止洪水入城。最后险情终于消除，那段长堤却留了下来，就是苏堤。徐州至今还有许多与苏轼有关的景点，比如黄楼、放鹤亭、苏公岛、苏公桥、苏公塔等等。现在的苏东坡纪念馆有一段文字：“徐州是幸运的，在历史的那一个时段遇到了苏轼，不知是徐州感动了苏轼，还是苏轼感动了徐州，苏轼之于徐州，即是一位巨子，提升了徐州的百代文明。”

　　离开徐州时，苏轼写下《江城子·别徐州》——

　　天涯流落思无穷。

　　既相逢，却匆匆。

　　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

　　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

　　背归鸿，去吴中。

　　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

　　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大意是说，流落天涯，思绪无穷!本已相逢了，可是欢乐却是那么短暂。我临行之际，牵着佳人的玉手，流泪对着漫天飘零的落花，欲语还休。想要问和煦的东风还留下多少?纵使春天还在，可与谁共赏呢?

　　阳春三月的隋堤，水面波光粼粼。我却要与向北归家的鸿鹄背道而行，远去吴中。回望徐州，心潮澎湃。清澈的泗水和徐州的淮河相通，我想要把相思离别的无尽泪水寄给徐州，却是流不到楚江的东面啊!

　　然而，暮年的苏东坡回顾自己的“平生功业”时，他却不说自己在皇帝身边帮助起草“重要历史文献”和出谋划策的事，更只字未提曾经让自己感到风光的杭州、密州、徐州，而是跌入人生低谷时的黄州、惠州、儋州。

　　在我看来，原因只有一个——任职杭州(第一次)、密州、徐州时，他还是苏轼;而身居黄州、惠州、儋州时，他已经是苏东坡了。

　　一说到苏轼的倒霉，人们一般就会想到“乌台诗案”。其实在那之前，他已经开始不顺了。原因当然很复杂，但苏轼的个性是最重要因素，所谓“性格即命运”。

　　苏轼生性旷达，为人率真，爱憎分明，喜形于色也怒形于色，尤其是对于自己厌恶的现象从来都直言不讳，且语言犀利，如此性格想不得罪人都难。

　　不得不说到王安石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变法。在我读中学时，老师说连列宁都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因为有了列宁的“站台”，王安石的改革家形象光辉了不少。但长大后读了更多的资料，我才知道，列宁之所以这样评价王安石，是他认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是土地国有化，而列宁当时主张的土地国有化正在党内引起激烈的争论，于是列宁搬出了中国的王安石为自己“站台”。但其实这是列宁对王安石的一个天大误会，因为王安石变法压根儿不涉及土地国有化，他搞的青苗法、均输法、募役法等等，完全都不包含任何土地国有的意思。

　　王安石变法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里不展开评述。我只想尽可能客观地说，王安石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因此进步意义是明显的。但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这也是事实。苏东坡其实并不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反对操之过急，因为操之过急，必然让老百姓遭受痛苦。这是苏轼最不能接受的。

　　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中写道：“苏轼则来自田间，原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彼此血肉相连，痛痒关切，有一种单纯而强烈的感情，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抱持着情不自禁的同情心，逼得他要挺身出来，‘为民请命’。苏轼内无畏怖，外无所求，皇帝既许建言，他也不能漠视同胞们悲惨的命运，不能不替天下哀苦无告的老百姓说出他们的艰难和困穷。假使因此必须要他肝脑涂地，则东汉范滂的影子在他前面，他也有这份道德勇气承受一切，做一个伟大的悲剧英雄，毫不顾虑个人的祸福。”

　　于是他奋笔疾书，写下《上神宗皇帝书》，洋洋九千多(文言文啊)，主要是针对新法的弊端，给皇帝提出三大建议：“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苏轼希望不要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苏轼的三大建议无一不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说的，但苏轼并没有纠结于变法具体内容的是非，而是从大处着眼，说明无论变法内容好与坏，有些东西都不能破坏。

　　但朝廷对苏轼的建议好像没有反应，于是苏轼挥笔续写《再上皇帝书》，他将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的情况，譬喻为医生用人的性命来试验毒药，断言道：“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对皇帝说话尚且如此尖锐，不讲“策略”，那对其他人苏轼更是毫无顾忌，锋芒毕露。结果就是得罪一大批人，自然招来各种诋毁与诬陷。幸好，这些诋毁与诬陷都“查无实据”。但苏轼感觉自己难与小人为伍，他一怒之下决定不和他们玩儿了，便乞请外调，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杭州通判之任。

　　五

　　任职杭州期间，苏轼还算平顺;两年任期满了之后，他又被派到湖州担任知州。他万万没有想到，湖州埋藏着一枚引爆他命运跌落低谷的炸弹。

　　其实在杭州，小人们就开始行动了，只是坦荡的苏轼还没意识到。中学教科书上“中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沈括前来杭州拜访苏轼，苏轼热情地款待了沈括，二人相谈甚欢。临别时沈括说：“子瞻贤弟，真舍不得和你分别啊，但我不得不走了。你送我一些你的诗文稿吧!”天真无邪的苏轼非常爽快地满足了他。可怎么也想不到，一向嫉妒苏轼的沈括回到京城，便以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的伎俩，将苏轼送他的诗文一一批注，送给皇帝看，告诉皇帝“词皆讪怼”，即这都是些“反动诗词”。没想到神宗没当回事，他不太相信苏轼会有逆心。后来这事传到了苏轼耳朵里，光明磊落、胸襟坦荡的他一点都不紧张，反而调侃说：“不忧进了也。”意思是，这下不愁皇帝读不到他的诗了。

　　诡计没有得逞的沈括显然不甘心，几年后他策划并纠集一帮小人继续“搞事情”，终于制造了著名的“乌台诗案”。

　　导火索是连苏轼自己都没想到的几句话。离开杭州刚到湖州，苏轼按惯例要给皇帝写一个表，以示感激。他在表中有这么几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其”为自称，“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一批小人从中读到了苏轼对当朝新贵的不满与不屑，所谓“难以追赔新进”，不就是公开地表达自己不与“改革派”合作的态度吗?这是典型的“不当言论”啊!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弹劾的依据正是上表中的这两句话。他们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再加他们还在苏轼的诗文中“挖”出了许多“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句子，一并呈给皇帝看。宋神宗终于震怒，批示抓捕苏轼。

　　可怜上任才两个月零八天的苏轼，在湖州府衙的公堂上被强行押出，穿行于湖州城内的大街小巷，湖州城内百姓伏于街道两旁，看见他们爱戴的太守成了囚徒，如鸡犬一样被拉扯推搡，不禁痛哭失声。

　　六

　　说到苏轼，人们往往爱说他面对厄运时如何乐观豪迈，如果这个评价是纵观其一生，那是对的;但具体到人生的每一步，则未必没有悲观的时候。

　　比如，当从京城来抓捕他的官差到达州衙时，从未见过这种阵仗的书生苏轼，竟然惶恐不敢出来。在后来从湖州押送京城的途中经过太湖，船行湖中，苏轼想一了百了，便企图跳湖自尽，但因前后左右吏卒监控严密而未遂。后到了长江边，苏轼又寻机投江，结果被眼疾手快的吏卒牢牢拉住，从此他们对苏轼看守更紧，使苏轼求死不得，最后被安全押送至京城，关进御史台的一个极为狭窄的单间牢房里。

　　苏轼表现出这些软弱与悲观，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些软弱与悲观并不能减弱我对他人格的无限敬仰。我想到了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在翻译罗曼·罗兰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时写的卷首语：“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卑贱的情操，而是永不会被卑贱所征服;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而是不会被黑暗所淹没。”

　　接下来，苏轼面临的是刑讯逼供、严刑拷打——注意，我这里没有夸张。为了让本来无罪的苏轼承认自己有罪，御史台那批对皇帝无比忠贞的台官们，使出了他们能够想出的所有办法，夜以继日而又日以继夜地对苏轼“疲劳审讯”，并伴之以肉体折磨。一位与苏轼牢房仅一墙之隔的狱友在牢中写道：“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因此他能够整夜听到隔壁拷打逼问的吵闹，并写诗记录：“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吴兴，即湖州;吴兴守，即湖州太守苏轼。寥寥数语，让千年之后的我也不禁悲愤难已：中国文化史上最耀眼的星辰，被如此呵斥、谩骂、毒打、羞辱，而原因仅仅是因为他无比卓越的才华。当然，也御史们也煞有介事地宣布了苏轼的犯罪动机与目，曰：“登科后，入馆多年，未甚进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多年不被提拔而心怀不满，朝廷用的年轻人多与苏轼意见相左，于是苏轼便“写作并传播反国谋叛”的“不当言论”。

　　乌台冤案震动朝野。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不少倾慕苏轼文采的同僚名士纷纷营救，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元老们纷纷上书，连变法派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劝谏宋神宗不要杀苏轼。当时太皇太后病重，神宗要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求寿，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就够了。”在民间，杭州父老感念苏轼这个好官，专门为他做解厄道场，祈求神灵保佑他平安无事。

　　七

　　神宗开始有所犹豫。按说，宋朝不杀士，这是建国百年之久的北宋祖训，他也不愿成为北宋第一位杀士的暴君。但是，苏东坡对新法的批评又太明显，并影响到了新法的推行，这也是他所不能允许的。幸好这位年轻的皇帝毕竟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性。他试图分清苏轼是真正为国家而着想呢，还是怀有私心?是真的无罪呢，还是心中有愧?他认为，如果是后者，苏轼必定焦躁不安、言行失常。于是，他暗中派了一个人去观察狱中苏轼的动静。

　　一天晚上，苏轼刚睡下，忽然牢门打开，一个新犯人被送了进来，苏轼没太在意，继续睡自己的觉，不一会便鼾声如雷。到了四更天，苏轼被那个新来的人犯叫醒，他连声对苏轼说：“贺喜学士，贺喜学士!”，苏轼莫名其妙，问怎么回事?那人却说：“您只管睡觉便是。”说完拎起包袱就走了。天亮后，那个太监如实向神宗汇报了苏轼狱中的情况，神宗高兴地说：“朕知苏轼胸中无事者。”意思是，我早就知道苏轼心中无事，心里没鬼。”

　　最终，坐了一百多天牢的苏轼被判了个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团练副使”是一个什么官职?团练是古代地方民兵制度，团练使一职，类似民间的自卫队队长。而团练使副职，是佐力该州兵役事务的小官，宋朝常用以安置贬降官员，规定“不得签书公事”，因此这一职位相当低微，只是一个空闲而已，并无实权。

　　以待罪之身来到黄州的苏轼，心情是沮丧的，他自己写诗说：“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意思是说，这辈子我与文字相依，都怪自己太出名，结果害了自己，所以这次被贬，降低一点也好，我对所谓名望也不在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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