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流芳的先秦之“士”

　　千古流芳的先秦之“士”

　　——兼说烛之武

　　“士”是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阶层，在几千年的文化史上星光熠熠。他们奔走呼号，著书立说，传承文化，求索不息;他们叱咤风云，纵横捭阖，战功赫赫，驰骋疆场;他们特立独行，傲岸不羁，曲折多艰，深耕文明。他们如同灿烂的群星在华夏的天幕上放射出千年不息的智慧之光。今天我们借助《烛之武退秦师》来说一说先秦时期的“士”。

　　关于“士”的起源说法不一，广为大家接受的是周天子的分封制度。古代中国的“天子”将土地分给王室子弟、功臣或古代帝王的后裔，所封之地称为“诸侯国”“封国”或“藩国”，统治封地的君主被称为“诸侯”“藩王”。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嫡长子袭爵，庶子们可以继续得到封地，就是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袭位，庶子们可以得到土地和人民，这就是“士”。分封制形成了贵族统治阶层内部的森严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士”是社会阶层的重要构成部分。

　　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从造字结构上说，“士”是会意字。从一，从十，从一开始,到十结束，形成社会最基层的基本单位(类似于现在的班组)。把能做事的人选出来做“士”，即负责管理组织等;善于做事情的人进一步选拔，使其出来做更多的事情就是“仕”。所以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仕”通“士”，就是卿士;“仕”也通“事”，事业的意思。古人认为做官是一种大事业，“仕途”，就是做大事业的途径，逐渐成为做官的代名词。再后来指凡是做事称职的人都可以称作是“士”。

　　《荀子·王制》说：“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巨变，各诸侯国、各集团竞争剧烈，在应付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出谋划策的智能之人越来越受各个当权者的青睐，“士”的队伍不断扩大,相当数量的平民通过“学”(即优学、游学)展现智慧和才能，从籍籍无名到天下闻名，此时，“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统称。他们有的以俸禄为生，有的甚至有了自己的食邑和封地。比如商鞅，从卫之余孽(庶子)成为商君，短短10年帮助秦孝公走出函谷关，扭转了被动防守的局面。宁越则是由学而为士、由士而为公侯师的典型。

　　关于“士”的分类说法不一。《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后人根据他们从事的职业及对后世的影响，通常认为有著书立说的学士(儒、墨、道等诸子学派)，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唐雎、乐毅、孙武、荆轲等)，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邹衍、唐举等)，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等。

　　孔子说：“士志于道”，春秋之士是与知识、道德、智能为伍，是脑力劳动者，是精神生产者。孔子以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都能超越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孔子本人及其弟子，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躬耕实践，丰富了“士”的内涵，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奉行者、践行者。春秋之士大多“外讲礼仪第一，内讲克己修德”，把忠信当作甲胄，把礼义当作干橹，戴仁抱义，不惜赴死。他们有独立不羁的自我人格和坚定不屈的个体尊严，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高尚的人格情操和道德风范。智退秦师的烛之武可谓春秋之士的杰出典范。

　　公元前630年秦、晋围郑，郑国形如危卵，战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烛之武在郑伯一番诚意和透彻的分析下，抛开个人感伤和利益，承担起关系国生死存亡的重任，体现了烛之武的深明大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秦、晋围郑，完全与秦无关，秦国所以出兵，一是与晋国有同盟关系，二是秦穆公想借此捞一把，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当秦伯知道亡郑只能对晋有利，而对秦不仅毫无好处反而有害的时候，他就会一改过去的所为，反过来帮助郑国。烛之武看准了这一点，紧紧抓住了秦穆公的这一心理，晓之以利害，这就使秦君不能不听从他的说辞。他奉命去说秦君，完全是为了郑国的利益，而他在说辞里表现的是处处为秦国着想，处处替秦国说话，这就更使秦君易于入耳。一个面临亡国之危的小国使臣，面对大国的君主，却能够不亢不卑，从容辞令，既不刺激对方，又不失本国尊严，语言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全部说辞只有短短的125个字，却说了五层意思，说得委婉曲折，面面俱到，从亡郑于秦无益，说到秦、晋历史关系，说到晋国灭郑之后必然进犯秦国，步步深入，层层逼紧，句句打动对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语言之精妙，其眼光之独到，其胸怀之宏阔不得不令人五体投地。

　　“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这句出自《孟子滕文公》的话高度概括了战国时期游走于各诸侯国策士群体的特点。到了战国时代,政治局势的变乱，给“士”们提供了更多的舞台，他们的选择也有了更多的余地。

　　苏秦是这一时期的典范。他一生奔走于各国君臣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与他的同学兼知音张仪一起，共同演绎了战国时代惊心动魄，风光无限，险象环生的精彩大剧。《战国策·秦策一》讲苏秦合纵之策得用之时，不费一兵一卒，使秦不敢出关东向，由此作者论道：“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这里所谈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讲这些人的智谋会转化为巨大的力量。《论衡·效力》篇载：“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说明智能计谋在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智能在事态的发展中不仅起着指挥作用，而且常常会使事情发生奇特变化，一计得当，比千军万马还要有力。

　　“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在天下大乱之际，世风日下、人心诡诈、一切的取舍都以现实的功名利禄为标准。以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战国时期的策士,与儒家、墨家及商鞅等人不同，他们没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只是专一的钻研揣摩列国形势格局，游说诸侯，为所向往的邦国谋划王霸之策。不再单一的修习某家学问，而是溶诸子百家与一体，摘其强国富民与权术纵横部分，混成策士的“合体学问”，以锤炼辩才为增长才干的主要方式。苏秦就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心里不存在大义，使天下保持短暂的十五年和平也只不过为了谋获更大的利益，游走于各个势力之间，保持平衡以从中获利。苏秦以一人之力搅得战国风云变幻，成为历史上wei/yi一个佩戴六国相印的的人，也成为史上名气最大策士，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成为青史传奇。

　　唐雎是战国之士的另一个典型代表。在《唐雎不辱使命》一文中，唐雎的浩然正气、慷慨陈词叫人惊叹不已。他在论辩时的气势完全压倒了骄狂的对手秦王。他那种仗义执言的气概，令对手的一切利诱威逼相形见绌，他的论辩以正义凛然的人格魅力，把宣传真理与弘扬正气融为一体，使人的宝贵精神得到弘扬，使人的个性风采得到展示。唐雎不畏强秦、蔑视强权、为了国家安全敢于同专制暴君抗争的凛然正气，和他“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不屈精神，使他的人格显得无比伟大。

　　在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时代，有一大批熠熠生辉的人物，他们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天下之人无论远近皆为弟子，在立德、立言、立功的道路上矢志前行。他们不仅为后世奠定了理论高度，更用自己的实践注入了理想的动力。他们犹如黑暗中的灯塔，在精神处于懵懂混乱的时候，拨开迷雾、穿过暗夜，廓清认识，理清思路，坚定方向。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风起云涌，波云诡谲的时代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但是先秦之“士”的精神不会淹没在岁月的流逝中。借用《春秋时期大放异彩的“士”》中的话作为总结：

　　春秋战国的士人尚操守，重然诺，守气节，抗强权。他们大都有一种超越物外的理想追求,不注重物质财富的“寡欲”,不贪图名誉利禄的“戒满”,天下相爱互利的“兼相爱,交相利”,远离束缚的“曳尾于途中”,坚定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及重义轻利、扶危济困、廉洁守法、克己奉公、洁身自爱、严格自律等美德,都对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智慧中所蕴藏的精神操守和气节风骨,融化成了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和灵魂,成为世世代代人们崇奉的道德准则。

　　作者：和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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