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校分类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摘要

　　要发挥教育评价对高校发展具有正向、积极的作用，最关键、最核心的是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需要造就了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形态，因此，对不同国家高等教育进行评价时也需要遵循不同的原则。上海高校分类评价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三：体现中国特色、聚焦高校职能、反映学科专业差异。

　　关键词：高等院校;教育评估;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基本原则

　　教育评价是政府治理高等教育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也是高校开展教育教学科研工作的“指挥棒”。科学、合理的高校评价既能促进政府教育治理水平的提高，又能促进高校自身的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但不科学、片面的高校评价，也会对高校的改革和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给高校教师和管理者带来很大的困扰，破坏良好教育生态，不利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全面落实，不利于高校职能的充分发挥和教育目标的实现。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讲话中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教育评价涉及很多方面，包括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运用等，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是评价指标体系。上海在设计高校分类评价指标体系时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三，即体现中国特色、聚焦高校职能、反映学科专业差异。

　　一、突出中国特色

　　建国七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有了飞跃性发展，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3800万人，毛入学率逾48%，2020年将全面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ARWU、QS、U.S News & World Report等世界大学排行榜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跻身世界前列，进入ESI前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和万分之一的学科也越来越多。这为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迅速提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得益于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得益于我们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教育强则国家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略。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模仿、复制西方的高等教育，而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做出了“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论断，把教育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摆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高等学校评价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始终牢牢坚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就不能按照外国人的做法，亦步亦趋，依葫芦画瓢，否则我们的高等教育就永远只能是缺少自己灵魂的追随者。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道路?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是党全面领导下的高等教育，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zui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并将其写入党章。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关系到教育的根本性质和兴衰成败。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就要坚决落实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高校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牢牢把握党委对高校的领导权，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办学治校全过程，保证党委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牢牢把握学校发展方向，保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完成。同时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保证校长依法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是坚持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每个国家、每一个政党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古今中外无一例外。我国宪法规定，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我们的根本任务，把培养一代又一代听党话、跟党走，扎根人民、奉献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目标。高校文化知识的传授、科学研究的组织、社会实践的安排、学科体系的设计、管理制度的创新等都要服从于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服务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目标。凡是有利于落实这个根本任务、有利于实现这个根本目标的就坚决地去做，反之，就要坚决地改过来。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在研制高校分类评价指标时，特别单列了“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落实情况、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情况、文化传承创新的落实情况”三个定性指标，并赋予其zui高权重，使其成为评价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核心指标。

　　二、聚焦高校职能

　　自1088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诞生以来，历经千年沧桑，几乎所有的社会机构、社会组织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唯有教会和大学的组织形态基本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大学走出“象牙之塔”，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从精英高等教育迈入了大众化高等教育甚至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的职能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重大变化。

　　人才培养是高校最古老的职能，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大学的wei/yi职能。英国著名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认为，大学是学者、教师和学生共同追求真理的社区，其wei/yi功能是通过教学培养人才，大学的基本功能应定位于教学而非科研，教学与科研应该截然分开，科研不应该在大学进行，而应由国家建立专门的科研机构来承担。“我对大学的看法如下：它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这意味着，一方面，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另一方面，它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扩增知识为目的。”[1]虽然纽曼的观点未必全面，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管大学怎么变化，培养人才始终是大学基本的和第一的功能。

　　19世纪初，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冯·洪堡摒弃了传统大学将知识传授作为大学主要功能甚至wei/yi功能的观念，将科学研究置于首要地位。他认为：“大学的任务应是科学研究与教学的统一，既传授知识，亦从事科学研究;大学教师不仅能进行教学活动，还应具备从事科学研究、推动科学进步的能力，大学生则应在教师的指导下参加教师所进行的科研工作，同时接受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2]他秉持“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三大原则，建立了柏林大学。自此，知识创新和发现成为现代大学的重要任务，科学研究首次成为大学职能之一。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新大学的创建，使德国高等教育率先走出了欧洲高等教育危机，不仅影响着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进程，而且成为世界各地群起效仿的典范。

　　高校服务社会思想的诞生源于19世纪促进美国西部开发的需要。从18世纪末期起，联邦政府连续出台法案，以优惠的土地价格吸引大批移民开发西部。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耕种面积越来越大，对掌握实用农业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这种需求，美国于1862年颁布了《莫里尔法案》，法案规定由联邦政府按照每个国会议员3万英亩的标准，将联邦土地赠予各州，在每州至少资助开办一所主要讲授有关农业和机械技艺方面知识的农工学院，培养工农业急需的专门人才。截至1922年，美国共建立了69所赠地学院。1904年，范·海斯出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他在就职典礼发表了“为州服务”(service to the state)的主旨演讲，明确提出威斯康星大学是一个为州服务的机构，应该为威斯康星州的改革目标服务，成为全州所有人的大学，州的边界就是大学校园的边界。由此，世界高等教育的职能从教学、科研扩展到社会服务，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

　　2011年，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胡锦涛同志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把文化传承创新与大学传统的三大功能并列提出，这是对大学职能的新拓展，也是对教育发展规律的新认识。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将“国际交流合作”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并列为高校的重要使命，也可以理解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第五项职能。事实上，早在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教育不但应致力于使个人意识到他的根基，从而使他掌握有助于他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的标准，而且应致力于使他学会尊重其他文化”。[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高校之间的人员交往、信息交流越来越频繁，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越来越取决于自身的开放程度，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化社会中教育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

　　高校的五大功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有意或无意地单独强调某一方面功能的做法都是狭隘和有害的。因此，在高校分类评价指标设计中，高校的五大功能都必须在指标中有所体现，缺一不可。在高校五大功能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人才培养功能，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与交流，都应该围绕人才培养来展开，不能脱离人才培养。据此，分类评价指标中反映人才培养功能的指标和权重都应该反映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当然，尽管从总体上来说高校的职能是相同的，但在不同类型高校，其职能的具体内涵是有差异的，不能一概而论。

　　三、体现学科专业差异

　　如何评价高校办学质量和绩效是一个世界难题，国内外从来没有一个评价及其标准能够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可。目前世界上知名度比较高的高校评价主要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世界大学排名、上海软科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英国Quacquarelli Symonds(QS)的世界大学排名及《泰晤士报》的世界大学排名等。这些大学排行榜各具特色，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知情权，同时也满足了不同人群选择学校和专业的需要。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高校”，即对所有学校的评价指标都是一样的，而这也往往成为高等教育理论界和实践层面共同诟病之处。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今天，社会、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多元，高校办学基础、目标定位、学科专业差异很大，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如果仍然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的高校显然是不科学，也是不可取的。

　　上海现有高校60余所，虽然在总量上看并不多，但同一类型高校在办学历史、办学规模、学科专业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同样是学术研究型高校，在办学历史上，既有办学历史悠久的百年老校，也有办学历史不足十年的新建高校;在办学规模上，既有专任教师3000多人、学生规模数4-5万人的巨型高校，也有专任教师规模只有数百人、学生规模只有数千人的小规模高校;在学科专业分布上，既有学科专业门类齐全、博士点和本科专业众多的高校，也有学科专业覆盖面较窄、博士点和本科专业较少的高校。在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应用技能型高校中，也同样存在类似的差异。

　　高校分类评价需要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与交流、文化传承与创新五大职能的发挥情况进行整体判断，但这不等于可以忽视高校学科专业之间的差异。如果评价指标过于共性化，缺乏必要的个性化指标，既无法准确反映当前学校发展的现状，更可能会导致学校教育模式的趋同化，导致千校一面，没有特色。为了在反映整体共性的同时，更好地突出个性，鼓励高校特色发展、内涵发展，在研制分类评价指标时我们采取了三个策略：一是单设“办学特色”三级指标，且赋予三级指标中zui高的权重8分。在具体评价时，引导学校以案例的形式，展现自身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的办学特色。一方面鼓励学校结合实际工作，不断总结提炼自身特色，另一方面，又引导学校把特色做到实处，避免出现空谈特色的现象。二是设置个性化评价标准。如对“博士学位专任教师占比”这个三级指标，我们根据国内外不同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设置和上海高校的实际情况，对综合类、体育类、艺术高校分别设置了85%、50%、30%的满分标准，这样既给不同类型的学校留下了发展空间，又保证了同一类型中不同高校之间的可比性。三是设置权重可选指标。即在保持二级指标权重不变的基础上，允许学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三级指标权重。比如，在学术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两类院校的评价指标中，“社会服务”这个二级指标的权重总分都是“6”分，但在“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决策咨询报告采纳数”两个三级指标中，分别设置了“3分/3分”“2分/4分”“4分/2分”三组不同的权重供高校选择。这种设置较好地满足了不同学科专业类型高校的实际需要，也更能体现这些高校的办学特色。

　　高等教育从来不是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其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需要和客观现实条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需要造就了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形态，因此，对不同国家高等教育进行评价时也需要遵循不同的评价原则。

　　参考文献

　　[1][英] 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UK]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2:1.

　　[2] 顾明远 .教育大词典(外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249.

　　Gu Mingyuan. Education Dictionary - History of Foreign Educ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1991:249.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34.

　　UNESCO. 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M]. Beijing: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1996:34.

　　作者：张兴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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